深切怀念我的长辈、导师、著名古琴家张子谦先生

他的音容笑貌、一招一势的弹琴；摆手甩臂时的敏捷思维；驼背拄杖、一瘸一拐的灵活的步伐，甚至关节异常突出变形了的大手等等，常常浮出我记忆，栩栩如生.........

戴晓莲从小受教于叔外公张子谦先生，照片约1981年前后

我的叔公、著名的广陵琴派古琴家张子谦先生于1991年1月5日，在平静的午睡中，安详地仙逝。他经历了清末、民国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，终于走完了他人生旅途的九十二个春秋，并在古琴音乐的历史上留下他努力发扬的足迹。我自懂事 起就与他生活在一起，一直受到他的艺术熏陶，耳闻目睹他的艺术活动和处事为人，他的形象和思想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永远不会泯没。

出生 叔公出生于1899年，江苏仪征人，生活在扬州东关街上的一座大户庭院里。那时家族同姓几代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 中，在堂兄弟中我的外祖父排行第七，子谦排行第九，所以我叫他九叔公。在他只有七、八岁时父母亲就因病先后去世，他和 二个姐姐由祖母和叔伯抚养长大。七岁时他进私塾学习，师从扬州广陵琴派的名师孙绍陶先生。十三岁正式拜孙先生为师学习古琴。

广陵琴派 渊源现无法考证，但据唐·李欣“请奏鸣琴广陵客”的诗句中可知，在唐代已出现广陵琴家。另据现存的史料记载， 清初琴家徐常遇开创并延续了广陵琴派，于1702年刊印《澄鉴堂琴谱》，以后琴家辈出，琴艺代代相传，先后出现了《自远堂 琴谱》《五知斋琴谱》《焦庵琴谱》《枯木禅琴谱》等著名琴谱。孙绍陶先生是广陵派第九代传人，技艺高超，于1915年组织 扬州地区的琴家成立了“广陵琴社”，并任社长，有社员50多人。在当时这样庞大的琴社可谓盛况空前。此时古琴已从古代的 世家豪族阶层的手中解放出来，成为平民以及中产阶层的娱乐工具，并在佛门和道观的士人中弹奏。我曾听张先生说过，他经 常到扬州城内一寺庙去听老和尚弹琴，其中有不少高手。扬州的悠久的历史和著名的书画、建筑，园林等浓重的文化传统氛围 深深的陶冶了他的艺术性情。没过几年他就掌握了孙先生的传曲，表现出他在古琴方面的才能，有些技巧甚至还超过了孙老师， 得到老师的称赞：“我不如你呀！”(叔公亲自告诉我的)。他还学会了吹箫，常在琴社中来个弦管合声。

张先生与上海中孚银行的职员很熟悉，一次，有一职员告诉他，办公室楼上“欧亚航空公司”内有一位先生古琴弹得非常好，张先生欣喜万分，即去拜访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互交流琴艺，成为琴坛一段佳话，他就是琴界另一位琴学专家查阜西先生。在那里他又结识了江西庐陵琴家彭祉卿先生。彭先生比张大八岁，从小继承家传，后又向九嶷派开创人杨宗稷学琴。彭、查二人琴学渊博，琴道深厚，他们的琴事交往及深厚的琴友之情，对张先生的琴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们三人同住浦东，住所邻近，为的是能常聚弹琴。晚上夜幕降临时，他们就在安静的小屋内弹琴论艺，切磋心得，直至夜半三更。由此他们三人在琴界享有“浦东三杰”之称，琴人们称赞他们的琴艺，以各人的代表曲来冠之，查阜西善弹《潇湘水云》而称之“查潇湘”，彭祉卿善弹《渔歌》而称“彭渔歌”，张子谦善弹《龙翔操》而称“张龙翔”。他们三人在当时民乐界小有名气，以致“华光民族乐团”、“霄霆民族乐团”以及“上海国乐团”请他们去当顾问。当时三十年代，上海是经济贸易中心，交通便利，各地琴人纷至沓来，在沪的还有南通梅庵派琴家徐立荪，常熟虞山派琴家吴景略，以及李子昭、周冠九、郭同甫、吴兰荪、汪孟舒等。1936年由七位琴家商议成立了“今虞琴社”。初期有社员二十八人，琴社自建立之日起，对推动和发扬古琴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琴家们一改以前闭门弹琴，孤芳自赏的习惯，通过电台、报纸、舞台等传播手段把古琴音乐推向了社会，这也是自工业革命后，琴乐首次运用了当时的科学技术走向社会，它是琴乐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。琴家们纷纷打谱打出了有四十多首琴曲，演出琴曲近百首。对于当时琴坛上濒于绝迹的琴歌，也经查阜西和张子谦二位先生的大力挖掘而推广起来了，可以说琴歌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，与他们二位琴家的打谱开发分不开的。查先生的琴歌“慨古吟”“古怨”“苏武思君”“胡笳十八拍”；张先生的“梨云春思”“精忠词”等曲直到现在仍活跃在舞台上。“今虞琴社”卓有成效的活动影响了北京、山东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四川、陕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琴人，出现了琴坛兴旺发展的景象。1937年琴社出版了《今虞琴刊》，这是一部琴史文献著作，它全面记载琴社的活动、琴学理论、琴人介绍、藏琴状况，连琴人捐款都一一包括在内，洋洋三十万字。该书的出版，归功于张先生一人十多个月的奔波与辛劳，但他日后从不向别人提起。我记得十二、三岁时有一次翻看《今虞琴刊》，内有众多琴人小照一页，在这页的下角最后一排不容易查觉地方看到张先生的照片，便好奇地问：“您怎么排在最后一个呢？”他笑道，这些都是他排的版，哪能把自己放在显要的位置呢，谦虚一点么。这几句话道出了他一生的品格和性情-----谦逊、磊落、豁达，与世无争。

抗战至解放时期 1938年张先生到上海新裕纱厂任总务主任，工资较高，全家的生活得到保障。张先生有两张非常喜爱的古琴，式样都是蕉叶式的，为此他称浦东的家为“双蕉琴馆”。1944年，浦东的住所被日寇轰炸，其中较好的一张蕉叶琴“遇了难”，张先生为之惋惜心痛，他常念叨说“我现在再也不能双‘骄’了”。由于战乱，“浦东三杰”之一的彭先生离开上海不久就去世，查先生也离开了上海。琴友们在当时动荡生活中，断断续续保持着聚会，主要成员有张子谦、吴景略、郭同甫、沈草农、吴兰荪、樊伯炎、王吉如等。

解放后 由于张先生在古琴音乐上的成就，他于1956年进入了上海民族乐团担任演奏员，成为一名专业的古琴演奏家。张先生 曾自豪地说：“我是中国第一个古琴专业人员”。以后他经常随乐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，录制了许多琴曲唱片，并在电台中 播放。他利用赴外地演出机会探访琴友交流琴艺。60年代以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和特约研究员。1961年，音 乐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查阜西、沈草农合著的《古琴初阶》。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如：《广陵琴派的沿革和特点》《我对梅花三 弄的体会》《广陵琴学的过去及将来》等。还整理打谱了二十多首具有价值的琴曲，这些琴曲表现了他独特的打谱艺术，体现 了他深厚的古琴音乐的基础。他自1938年8月开始至文革一直用写实的手法，记录了近三十年的琴坛活动、及他弹琴心得的日 记，这套共十本的《操缦琐记》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可惜文革抄家遗失了一本。文革中，张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抓去 批斗，白天常被叫去开批斗会，工资少得只够吃口饭，老伴已在57年病故，他的孩子在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，他因付不起 房租，从原来的公寓房搬到只有一间的底层工房。一群孩子常在窗外叫骂，丢脏东西进屋，天天如此。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已 近七十的老人来说非常孤独和可怜。值得安慰的是，有时他的知音或崇爱他琴艺的好心人会悄悄来到他的窗前，敲敲窗递进些 食物点心，而逆境中他也未失去生活的毅力，虽然古琴和琴谱被抄走了，但他就面壁用“心”弹琴，用唱弦法来记忆琴曲曲调。 他说此法很有用，使他在多年后，古琴被送还时，立刻就能上手弹曲。他的七十岁生日还在批判管制阶段，只能一人上街凄凄 惨惨地吃了碗阳春面。

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母亲带着见到了张先生，当时我只六、七岁。记得一个晚上张先生的小女儿也带着她的二个女儿来看望他， 房内顿时显得有些生机，他很高兴。我与同岁的表姐逗弄学步的小表妹玩，张先生专心地看着我们玩，他笑了，很开心。我顿 时感到这位老人是多么可敬、慈祥。1972年张先生调房搬来与我家做了邻居。这年秋天，我正式开始向他学琴。

趣事 我开始学习时感到很有趣，但弹着弹着我就手指磨破，练习时间也少了，这时张先生就常常鼓励我，并让我每天放学后 去他那里练习。他说“三日不弹，手生荆棘”，我不懂事，生怕手里生出荆棘，也就去练了。开始学习时，我很泄气，我说 “弹的太慢了，不学了吧”，张先生鼓励我学下去，并像有奖竞猜一样，风趣的发奖品给我，奖品是花生米(他特爱吃油煎花 生米)，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我连猜带懵地弹对一句谱字时，向先生要花生米吃的情境，他认真地一颗一颗地数着，并说 “多的不给，弹好了再奖励”，当我不知不觉把先生的花生米全吃完了后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多么天真的老人啊！

教我 张先生师承广陵琴学，对我的教育要求极严。他首先要求手势要正、松、圆，正：指手势要标准，小指不能弯曲，要翘 直，仿佛小鸟的嘴。为此我纠正了很久，他还把镜子放在琴前，让我看看自己的手指是何德性，甚至小指绑上小棍以矫正手势。 松为放松，心手俱忘，方能进入佳境。圆：指右手指有偏峰的特点，勾、抹时带有向大指方向的微倾，踢、挑时带有向小指方 向的微倾，连续起来如同划圆，滚拂法也如划圆。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给我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广陵琴派很讲究音色的变换， 张先生告诫我右手过四、五徽的弹弦，而我在听他弹奏时，发现他不仅如此做还独辟了新径，到六徽来弹弦，以期音色变化更 为细腻。他虽遵守传统，但却不拘泥形式，自我开拓。他常要求，心中有意，然后音再呼意。因此听他演奏时使人随着音乐的 变化心驰神游，自由曼生。张先生的众多打谱曲子，尤其表现了他的古琴功力和高超的水准。他根据琴曲内容和指法来处理各 种节奏，在所有曲子中我们从未发现有节奏雷同或过于拘泥、死板的音乐，而是节拍非常丰富，甩得开，节奏跌宕错落有致。 如《秋鸿》的辽阔的音乐气质；《长清》的秀丽典雅；《天风环佩》的古风古气，以及《楚歌》第六段中，在乐曲描写项羽战 败将自刎，临死前与心爱的妃子诀别时，音乐悲壮、伤感。这里张先生去掉了原来谱中的句逗和停息号，使旋律一气呵成，音 乐浑然天成，气势辉煌。

求教 在张先生几十年的教学中，他一直主张学生要广闻博采，不要拘泥于一家风格，他自己的道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三十 年代他虚心向比他大四岁的查阜西学弹《潇湘水云》，又多次要求彭祉卿教他家传的《忆故人》。1938年梅庵琴派的徐立荪先 生听了他的琴后，不客气的说了八个字“下指不实，调息不匀”，张先生非常震动，遂将这八个字写成对联，贴在房内，以示 自勉。七十年代中，他为学《流水》每周去姚丙炎先生家，结果挤车摔断了腿。他的腿后来一瘸一拐就是那次骨折造成的。晚 年他还遗憾地觉得他这辈子未能将《广陵散》弹出来。先生的严传身教使学生可以毫无顾虑地去向其他的老师求教。在我学琴 的过程中，我感到很幸运的是遇到像他这样一位全心为古琴事业、为学生奉献的师长。那些年我下课后不与小朋友们玩，而到 他那里，时常见到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老学生或琴家、琴友。不但我自己能听到他们的琴声，而且张先生常叫我“来，晓莲弹一 个”。弹完后我又能听到别人对我的评论和指点，他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着。，当时年轻的琴家吴文光或龚一常来弹新曲新指 法，当听到某些新奇的事物时他也跃跃欲试，自嘲自己已老朽，新指法快不了，但对学生则加以鼓励。他对于古琴的事业一直 持着“要发展，要推广”的态度。当人们为钢丝弦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丝弦而议论纷纷时，他却成为老一辈琴家中第一个尝试 用钢丝弦的人。并为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工厂的研制钢丝弦提供建议和帮助。他也积极参与古琴的新作品的创作，他自己就曾移 植过“在北京的金山上” “南泥湾”等曲，他也支持“浏阳河”“春风”“梅园吟”“黄桥风云”的新作品的演奏。

教学 他培养出来的琴家可谓不少，大都成为现在琴界的中坚。曾有人对我说，应该认真探讨研究一下张先生的教育方法。真 的！以前我未想到。在此，我仅叙述些随意想到的方方面面。我感到他不像其他的老师为教而教，应该说他是以自己的感悟(感 情+领悟)来影响学生，学生是通过与他整体的人格接触来领悟古琴的内涵的。他上课并不多说什么大道理、小规矩，经常是“ 听我来弹！”，听弹几遍。有人说“不会欣赏音乐，也就不会演奏音乐”，他的方法就是先听，进入内心，然后心手俱忘，真 正陶醉于琴声中。其次，他不是新学生一上来就教古琴谱字。我记得，当我已弹过好几个曲子之后，如《平沙落雁》、《阳关 三叠》、《普庵咒》等之后，他才拿出来谱子铺在我的面前，因我这时已能弹音，再一个音一个音的对谱，慢慢地我就学会了 识减字谱。我记得他表扬我说“哦，识谱蛮快的，不错”。第三是不求学得快，现在有的学生学得飞快，恨不得三个月就能弹 得像老师一样好，半年成为琴家。张先生最反感这样，他要求扎扎实实，一步一坑的前进，真正掌握了一首，才肯教下一首。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张先生爱唱，唱旋律或唱弦，帮助学生产生感性认识。唱弦之法唯有广陵派继承。现在特别是《平沙落雁》 这曲，每当我弹它时，耳边就会飘浮起张先生的带浓重乡音的哼吟之声，指引着我的手指如何去挥洒自如地演奏。当然他的教 育方法还有其他的各种因素。如前面所述的。

活动 八十年代，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，但他仍然精力旺盛，致力于发扬古琴音乐的一系列活动。他总是说要把自己 有限的知识和琴艺传授给学生，为古琴事业贡献自己最后的晚年。1980年在他的提议下，停息了多年的“今虞琴社”终于恢复 了活动，他被推任为社长，主持各项琴社活动。自己亲自写信发通知，召集琴友，安排了二十多场演奏。先后有法国、意大利、 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瑞士等国的留学生和古琴爱好者前来登门求教和拜访，张先生都给予热忱的帮助，他高兴得对我说：古 琴音乐已经走向世界了。

品格 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，人们不怕受他香烟的熏染而爱与他聊天说地，爱听他 的琴声。他的15平方米的家永远是高朋满座。哪位与夫人吵架，他会劝导；哪位怀孕生子，他会关心；哪位恋爱关头，他会出 小技以帮助；老友的烦闷都爱向他倾诉。每每在他豁达、开朗的谈笑中驱散了乌云。他的朋友不仅有学生和琴人，还有花店的 店员，为他录音录像的专业人员和邻居等等。八十多岁时，他认识住所附近的新查理西餐社的人员，并很有交情，他若请朋友 或与家人聚餐时，即使再挤的座位，只要他去一说，别人都为给他留好了位子。与他交往过的人在他身上获得的是琴友之情、 老友之谊、长辈的关怀、童稚的天真。这样的老人怎不教人怀念！他86岁时，在上音的录音棚录制了他的古琴全辑《龙翔操》， 这盘音带是他一生的总结，可谓艺术上炉火纯清，品格上高尚无私。

生活 他的性格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，他每天的作息有比较严格的安排，如：何时起床和睡觉；何时晨睡和午睡，睡多少时间； 每天喝多少酒抽多少支烟等，非常有趣。我们常笑他像个机器人。他认真地说，我又喝酒又抽烟身体还很好，离不开生活有规 律。他每天很早起床，天气好时，到外面院子里走几圈，看到旭日东升后才回屋，常听他说：“空气多新鲜，生活多美好！” 他还是个老“儿童”，不听“老人”(亲朋)言。记得有一年门前修路，泥泞不堪，已七十多岁高龄的他，为图出行方便，从后 阳台上爬进跳出，还饶有兴趣地说这是锻炼。大伙儿对他又可气又可笑。他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，欣赏着生活的人。他常说： “不然，文革中我早就死掉了”。

离开 1988年5月，张先生离开了这几乎度过他全部人生的上海，离开了他的学生、朋友以及为之奋斗的“今虞琴社”，回到他 21岁初闯社会时的天津老区和平区，在他儿子家安渡最后的三年。他生前不图名，不图利，他说那都是身外之物。他离时又是 这样平静仙逝，不给家人晚辈添麻烦，这是他生前所希望的，他自己说要“自立更生”。他留给我无限的怀念。九叔公生前非 常喜欢鲜花，康乃馨、菖兰曾带给他鲜艳多姿的生活。